任何物品，如果无视其自身创造的实用性，都会获得一点点魔力，而正是能把人变成物的这一特性，让我们为之着迷。
任何物品，如果无视其自身创造的实用性，都会获得一点点魔力，而正是能把人变成物的这一特性，让我们为之着迷。
欧洲人想要舒阿尔人的干缩人头，舒阿尔人想要欧洲人的刀枪大炮。
通过这些仪式，寄居在干缩人头中的神奇力量被转移给家里的女人，确保了家庭粮食生产的丰收。
然而，随着与外国人之间的贸易迅速增长，“火枪换头”的生意便得以确立，猎取人头的精神意义——获取受害者的灵魂并在活人当中利用它的力量——越来越小，干缩人头常常变得只是一件加工过的商品。
欧美人帮助制造了他们期望找到的不加区别、残忍嗜血的猎头者。
游客们可能观看这些展览，并认为它们是一个与世隔绝的野蛮民族的可怕战利品，而他们实际上看到的，不过是“西方人痴迷于一个与世隔绝的野蛮民族”这一观念的可怕战利品。
有些酋长还把活的臣民提供给商人选择，然后按照客户的要求纹面、杀死并腌制。毛利人的纹面，曾经是一件毕生不断发展的精致艺术品，是一个人的勇敢、荣耀和社会地位的确凿证明，如今成了一种装饰，仅仅为了取悦——或者欺骗——外国消费者而设计。
关于这种病态的贪婪，最引人注目的证据是“战利品”本身，因为我们的博物馆里塞满了死人的尸体，都是这些饱学之士（偶尔也有女人）自豪地寄回给我们的大都市，供进一步的研究。
他们的实际姓名早就被人遗忘，但来到博物馆的死人被赋予了新的头衔，比如“蒙古人的”或“埃塞俄比亚人的”，“短颅人的”或“长颅人的”，“瘦人的”或“壮人的”。它们被测量，被贴上标签，被清洗，被黏合，被描画，被涂上清漆；有些为了展览而被钉在一起，还有一些为了研究而被割开。它们被挂在玻璃柜里，被摆放在台子上，被勾画和描述，被塞进盒子里带到课堂上，在那里，那些衣冠楚楚的人把它们传来传去，讨论人类进化理论的细微之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度假者们来到松巴岛，是为了体验一种据说狂野、遥远、可能也很危险的部落文化，而自始至终，松巴岛人则认为，这些探访他们的外国游客看上去就像凶残的野兽，他们的头发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令人不快的气味，他们使用那些无处不在的“金属盒子”（照相机），取走孩子们的血。
战争的单调乏味导致人们把死人的骨骼用于娱乐，这暗
战争的单调乏味导致人们把死人的骨骼用于娱乐
“猎获纪念品”和“战场剥夺”无处不在。一位美国军人开玩笑地对马克·莫里斯说：“如果日本鬼子之前不知道的话，他们现在应该知道了，美军是为了纪念品而战斗。在那里，他们会朝一个日本鬼子开枪，后者会跳起来，还没等他落到地面上，他们便一拥而上，为了获得纪念品而对他进行搜身。”这是真的——有时候，美国人等不及受害人死去，便把他们的口袋和背包掏空，拿走他们的枪、刀子、旗子、头盔、照片、身份牌，敲下他们的牙齿，有时候甚至割下他们的耳朵，他们的手指，偶尔还有他们的头颅。
一艘装满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大船驶往夏威夷，结果这艘船成了一个“漂浮的车间”：因为士兵们都在用橘红色的木箱子制作伪造的日军身份识别牌，用被单制作日本人的旗子，为的是回到美国后出售。
简言之，人的骷髅是他们最微不足道的难题。
生活环境导致了某种程度的社会退化。人的身体部件成了稀松平常的寻常事物，敌人的尸体就在那里等着获取。换句话说，道德景观就像身体景观一样超现实，因为士兵们失去了在国内框定他们生活的所有正常的社会结构。他们被死人所环绕，他们奉命杀人，他们认为自己即将死去：在这种环境下，用历史学家乔纳森·格洛弗的话说，人们“逃离了道德身份的约束”。他们对周围的环境变得麻木不仁。
如果你的装备只是一把刀或一柄斧头，在受刑者依然活着的时候，很难干净利落地一下砍掉他们的头。那需要很大的力气和技巧，或许还有运气，或者三者都要。正是这一点，使得被砍下的头颅成为战争中一件如此有力的战利品。士兵的战利品人头，意味着他在战场上近距离地目睹了原始的行为，并克服重重不利因素幸存了下来。在战争中，战利品人头是地位和尊敬的标志：它断言了一个勇士的技能和力量，但它也是一个心照不宣的事件：事情的发展也可能大不相同。
所以，很多刽子手为了让他们紧张的神经镇静下来而转向了酗酒，酒精或许让头脑变得更坚强，但它肯定不能让手变得更有力，毫无疑问，它只会增加刽子手的困难。所以，失败的一个常见借口是：刽子手看到两个罪犯的头在自己的面前，“因此搞不清楚究竟哪个头是真头”。有一些故事讲到剑削掉了下巴，斧头砍进了肩胛骨和颅骨，有人尝试了两次、三次、五次甚至二十次，才好不容易把断头台上那个可怜的家伙杀死。1587年，刽子手砍了三下才砍掉苏格兰的玛丽女王的头，1541年处决索尔兹伯里女公爵玛格丽特·波尔则砍了更多下，她公然反抗自己的命运，拒绝把脖子搁在木块上。 这些类似的故事都指向这样一个事实：手起刀落便砍掉一个活人的头的困难超乎想象，即使这个人被五花大绑并蒙上了眼睛，这还没有考虑到一群闹哄哄的观众乱扔东西、嘲笑辱骂所造成的注意力分散。即便是一个已经死亡或丧失意识的罪犯，也不能保证一次干净利落的操作。
他连续不断地砍下了79个海盗的脑袋。当参议院问他对完成这一壮举有何感觉时，他答道：“我感觉很好，以至于我还可以轻松地继续下去，把整个参议院都做掉。”表面上，参议员们被逗乐了，但弗拉格的傲慢无礼让他付出的代价是自己的脑袋。
想当年，罪犯死亡的速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罪行、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的刽子手的技艺或缺少技艺。如今，法国每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都将以同样的方式被一台机器所杀死，快速而高效。
公开处决可能是极其漫长的事件，其最早的记录很少提到受害人的身体痛苦。据《莱纳科斯特编年史》记载，威尔士王子大卫“首先是作为一个叛国者被挖出内脏，然后作为一个窃贼被吊在绞刑架上；第三，他是作为一个纵火犯和杀人犯而被活着斩首，内脏被焚烧；第四，作为对一个叛乱者的惩罚，他的四肢被砍成四个部分以公开展示在英格兰的四个仪式性的地方”。像大卫这样的叛国者都在文献中被非人化了，这样一来，他们便变得无异于一具象征其罪行的躯壳。
在恐怖统治时期，断头机看上去是一股自行其是的力量，是一次技术的胜利，它既是进步主义的，也很有威慑力。那些为它的引入而辩解的人认为，它会让平民百姓的死亡变得高贵，不过却让它的受害人失去个性，让他们看上去全都一样。
在恐怖统治时期，断头机看上去是一股自行其是的力量，是一次技术的胜利，它既是进步主义的，也很有威慑力。那些为它的引入而辩解的人认为，它会让平民百姓的死亡变得高贵，不过却让它的受害人失去个性，让他们看上去全都一样。一台机器不可能看人说话。斩首不再是被告通过死亡让自己名扬天下的手段；相反，它会剥去个性，把每个人简化为同样的基本生物成分：头颅和身体。法国大革命的这个发电站开始逐步体现保守派的价值，砍头是维持现状的另一种方式。
恐怖统治足以证明，唯一比砍头更恐怖的事情是一个这样的社会：人们发现砍头原来平淡无奇。
死亡面具支持了这样一个观念：死亡的瞬间揭示了最纯粹的主题，一个人不再被对生的关怀所妨碍。从亚伯拉罕·林肯到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从威廉·华兹华斯到詹姆斯·迪安，数不清的作家、政治家、作曲家和名流要人，都在他们死后的几个小时内，让人把一层层石膏浇在他们的脸上，以便让他们面孔的准确印象永久性地留下来。死亡面具提供了这个人的身体痕迹。尽管他们有权声称其真实性没有受到艺术家的影响，但这项工作还是有相当的艺术性。被塑者的脸先要涂上油，然后才覆盖一层层的石膏，每一层只有几毫米厚，敷上并嵌进细线，以便干燥之后可以拿下来，不至于损害印痕。
斩首常常被看作是一种色情行为。《圣经》中犹滴和莎乐美的故事暗示了一颗被砍下的头颅所带来的强烈兴奋，一些被其戏剧性力量所吸引的艺术家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回到这两个故事：一段勾引人的舞蹈，一次残忍的处决，一个盛着刚被砍下的人头的银盆。
解剖一个人的头是一件艰苦的体力活，需要十分细致和很高的准确度。你不得不用锯割断脖子，剥去脸上的皮，从两眼之间把头一分为二，绕着天灵盖用凿子凿，然后才能把它锯下来，取出脑髓。它发臭、肮脏而复杂，人们很难认出脸和脖子中的所有细小结构，更不用说要克服以这种方式处理人的身体所带来的情感折磨。
他们学着处理尸体——或患者——的双重性，把他们既看作是人，也看作是物体。正如一个学生所解释的那样：“当你把一具尸体的头颅切下一半的时候，你别让自己琢磨这样一个事实：这是一个曾经活过、爱过的人，你知道他曾与别人发生性行为，亲吻过别人，那根舌头吻过某个人。你得把自己与这些胡思乱想隔绝开来。”
当纱布从尸体的头颅中抽出的时候，一个解剖新手发现，他“把自己的母亲劈成了碎块”。
一个人的头就是他的身份，而他的身体则不是这样。
今天，通过一套精心控制的职业匿名体系，人们又创造出了一种超然感，正如医科学校里建立的那套体系，它帮助把人的身体转变成编号的样本，因此能够更轻松地检查它们。如今，社会距离被故意制造出来，作为医学行业与那些自愿捐献身体给科学的人之间所订立合同的组成部分。